母 校，照 亮 我 的 人 生

莎  仁

今天，一個電話把我傳到了呼倫貝爾市校友座談會上。讓我驚喜的是，我們預備部二年級愛戴的老師坐在席間，還有三位年輕老師。好像又回到了學生時代，我直奔老師，與他們緊緊擁抱，與同學們大呼小叫。真幸福！這種情景只有在師生和同學久別重逢后才會有，其它的地方找不到這種感覺。一天來，我沉浸在對母校的回憶之中。畢業快40年了，在校時的情景還依然是那么清晰。

1964年，向往藝術的我只身趕赴內蒙古藝術學校初試、復試考場。考場設在舞蹈排練廳，老師們在前面一排就坐，最中間坐著包玉山老師。我的一曲又唱男聲又唱女聲的《逛新城》，贏得了老師們的笑聲。包玉山老師托著下巴，笑咪咪地按節拍晃著腦袋，打著拍子。我的緊張感一下子就沒有了，就這樣，我成為了內蒙古藝術學校的一名學生。

那時的母校沒有樓房，但它卻是我們心中的金色殿堂。我們有溫馨的小琴房。上世紀60年代，沒有幾個孩子見過鋼琴，可我們小小年紀就坐在琴房里，彈鋼琴了。我的專業老師張旭東老師喜怒分明，課堂上對我們很嚴格，生活中對我們又和藹，又關心。會課彈的好，她會非常高興，彈的不好，她的臉就會沉下來。她的琴彈得非常好，那又白又柔軟的手指在琴鍵子上飛舞的樣子，至今記憶猶新。琴房里各種樂器聲，各種歌聲此起彼伏，頗具誘惑力。我們剛10來歲，像小猴子一樣善于摹仿，我們邊彈著琴，邊能輕松地聽會大班學生唱的許多歌，學會大班同學表演的劇目。比如話劇《惡狗墳》什么的，還有舞蹈，晚上我們在宿舍都會輪番演練，很過癮。大班學生的揚琴、三弦之類的樂器，我們得空也會偷偷敲打撥拉幾下，有些技能是玩著學的。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只學了兩年專業的我們，分配到烏蘭牧騎，能唱、能跳、能彈，成為一個一專多能的演員，都是在學校打下的基礎。我們干的都蠻出色，沒給學校丟臉。

我的母校，有整齊的教室。老師為我們傳授語文、算術、歷史等各科文化知識，老師們的課，講得異常精彩，以至于下課還不想離開教室。我改行之后，從政這么多年，之所以能擬稿行文，比較輕松，與在學校打下的文化功底分不開。

我們有寬敞的禮堂。那是我的觀摩藝術家表演的好場所。著名舞蹈家賈作光曾光臨我校，并一臉笑容地抖著碎肩步入禮堂；舞蹈家斯琴塔日哈，那讓滿臺生輝的筷子舞；白銘老師味道濃郁的鄂爾多斯舞；還有李淑英、薛俊蓮的頂碗舞等，至今都歷歷在目。我們這些預備部的孩子們，就是在這種濃郁的藝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。我們還有溫暖的學生宿舍，一個宿舍住8個同學，地中間的小鐵爐子燒得很旺，學校分白糖時我們把茶缸擺滿爐盤熬糖稀，其樂融融。我們年紀小，得到老師生活上的關照最多。管理預備部的烏云畢力格圖老師常抱著劈好的劈柴送到各個宿舍。我們的班主任吳葆娟老師年輕又和藹，常幫助我們小女生洗頭、洗澡，管理我們的零花錢。大班的同學幫我們小女生縫被子，幫小男生剃頭，溫暖和諧的氛圍讓我們生活得十分快樂。放假回家一個月，沒到開學就急著想返校，看老師，見同學。我們還有富有愛心和高超廚藝的食堂大爺。范大爺怕我們在外面吃飯嗆風，總是用疼愛的眼睛瞪著我們喊：“回咯，給我回屋里吃咯！”大爺們做的過油肉、包子、莜面，還有大枕頭般的饅頭，都是我們的最愛。現在雖然生活好了，可再也吃不到那樣的美味了。

我家四口人都從母校走進又走出。我和丈夫韓清樹和女兒都是藝校畢業生。兒子在內蒙古廣播藝術團工作，邊工作邊在母校進修作曲，藝校培養了我們一家人。

雖說我已改行，從事婦聯工作多年，但無論到哪兒，無論何時，藝術專長都在直接、間接地幫助著我。深入基層時，歌聲會拉近我和農、牧民婦女的距離，與同行開會、辦班，聯歡時，我的歌聲、舞蹈、晚會主持會幫我迅速傳遞友情，融洽關系，許多人都會立刻記住你，熟悉你，使你脫穎而出。這一切都是母校——神圣的藝術殿堂塑造了我。今天，校友座談會上，老師們帶來的《內大藝術學院》報，讓我們看到一個全新的母校，我們為此驕傲。

我們的許多老師，大多進入高齡，仍在精力充沛地為藝術事業忙碌奔波，這給我這個已經退休的學生提了一醒，人決不能因退休而變得麻木。老師，永遠是我們尊敬的老師，學校，永遠是我們深愛的學校。

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燦爛輝煌。